稷下文化精神之二：自由开放精神

稷下研究院  郭丽

稷下学宫的初创是出于田齐统治者“招致贤人”的目的，因此，它是由官方举办的，但它却并非由官方主持，而是由私家主持，由此就确保了稷下学宫中的一切几乎不受官府的限制，较为自由开放。而且上期所述的稷下学宫的兼容精神，也对于自由开放日益演变为一种可贵的的学术精神起到了助推作用，并使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期最受瞩目的自由开放论坛和学术发展、繁荣的中心，以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旷景。稷下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不仅可从稷下学宫的人员管理、教学管理以及学术等方面得以体现，更可通过稷下文化所产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得到印证。

首先，可从稷下学宫的人员管理政策上得到体现。

稷下学宫在人员管理方面实行了机构开放、来去自由的开明政策。一是“来者不拒”，学者不分国别、学派和庶鄙，都予以接纳，并精心安置；二是不但“去而不止”，而且对要离开学宫的人才，也尽量以优厚的待遇进行挽留，挽留不住亦以礼相送；三是对“复而归者”，照样表示欢迎，并热情接待。如具有“亚圣”之称的孟子曾先后两次游齐，先后停留八年之久，在稷下学宫活动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他第一次到稷下学宫时，就与其他各派进行了激烈辩论，后因齐君未能采纳其仁政思想，最终离开齐国而去了别国。在上大夫之列的邹衍本是齐国人，因不满齐闵王的暴政而到了燕国，成为燕昭王之师，齐襄王时，他又重回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却从未受到非议。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曾三进三出于稷下学宫，历时数十载，但仍身居祭酒（最高长官）之显位。其他如稷下先生接子、淳于髡等在稷下学宫更是出入随便，来去自由。这些均可看出稷下学宫管理制度的开明宽松。此外，透过稷下学宫主要教学方式之一的游学活动，也可看出稷下学宫的自由开放特征。由于当时诸侯并战，群雄争霸，各学派的学者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携弟子周游列国，进行讲学或学术交流活动。田齐统治者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对游学采取了来去自由的宽松政策，如“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徐干《中论•亡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仅如此，田齐统治者还允许灵活多样游学形式的存在。当时的游学形式既有个别游学，如荀子年方15岁就曾游历稷下学宫，也有团体游学，如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太平环宇记》引《史记》）。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让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进而出现“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司马光《稷下赋》)的盛况。而这些无不折射出稷下学宫的自由开放精神。

其次，可从稷下学宫的教学管理上得到体现。

稷下学宫容许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学生可自由从师，教师可自由教学。具体地说，一是学无常师，即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从其所愿，而且不局限于从师一人。“稷下学宫”的学生，叫“稷下学士”。学宫允许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课，在学宫里求学的弟子既可学习自己老师的课程，也可自由去听其他学派老师的授课，这样就确保了他们能够享受空前强大的师资和选课自由。二是老师可以在稷下学宫自由招生和讲学。稷下学宫允许老师的所教所讲，不以政权横加干涉和限制，稷下学宫的教学内容、形式、带徒数量等也均由各学派自主决定。这种灵活宽松的教学制度，使学者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从而打破了学术流派的局限，大大促进了兼容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也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进而使稷下学宫变成了繁荣思想文化的自由讲坛。

再次，可从稷下学宫的学术精神上折射出来。

稷下学宫的学术精神也呈现出自由开放之特征。一是学术活动自由。稷下学宫提倡学术自由，无论哪个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可以在稷下授徒讲课，参与“争鸣”，倡言天下治乱，横议政事国事。田齐统治者充分尊重、平等对待稷下学宫中老师的所教、所讲，而没有以己之好恶横加抑扬。二是“期会”灵活生动，毫无门户之见。稷下学宫定期举行常规性的学术聚会,即“期会”,主要内容是演讲、讨论和辩论。正所谓“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刘向《别录》）。“期会”是稷下学宫别具特色的一种教学形式和学术活动，它往往由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主持,称为“祭酒”,荀子曾三次担任此职“期会”。对于“期会”，田齐统治者也采取了比较宽松自由的政策，不仅教师可以自由出席辩论，学生也可以自愿参与质疑辩难。在“期会”期间的辩论环节，各学派都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分派系、师生、长幼，学生之间、先生之间、学生与先生之间、或本派内部都可随时进行自由辩论。这就使得“期会”打破了门户之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者前来一展风采，从而促进了学术的活跃和思想的解放。如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齐人鲁仲连年方十二就随同老师徐劫辩倒了当时“一日服千人”的名家学者田巴，田巴便“终身不谈”。再如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和他的弟子告子有着不同的看法。据研究，在稷下学宫的繁荣时期，孟子与告子在齐国相遇，并展开辩论。师徒二人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孟子•告子上》），就拉开了我国古代关于人性论问题研究和争论的序幕。足见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期会”这一特殊形式也集中体现了稷下学宫一贯的学术精神，进而彰显了其自由开放的内在特性。

最后，可从稷下文化所产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上得到彰显。

作为战国时期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中心，稷下学宫不仅吸引和凝聚了天下才学贤士荟萃于此，还产生了较强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一是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国君臣竞相效仿的一种模式。稷下学宫创造的学术辉煌令各国君臣羡慕不已，纷纷仿而效之。“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战国时期，燕国设下都学馆，齐国设孟尝君门馆，赵国设平原君门馆，魏国设信陵君门馆，秦国设吕不韦门馆等等，都可看出稷下学宫强大的辐射力。二是稷下学者们在论辩争鸣、授课带徒之同时，也成为科技传播、知识传播、信息发布的友好使者。稷下先生及其弟子以及来稷下学宫参与文化交流或访问的外国学者，在稷下学宫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把齐国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他们的国家。如《吕氏春秋》关于农学、天文学、阴阳五行等方面的知识，都直接渊源于稷下先生的传播。再如以扁鹊为代表的齐派医学在此时也得到传播。正所谓“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由此也可窥见稷下学宫对于中华文化之交融统一所发挥的辐射和影响作用。毋庸置疑，这也折射出稷下文化的自由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