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文化精神之三：经世致用精神

稷下研究院 郭丽

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应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应将学术研究与当时社会紧密结合提倡学术要面向现实，服务现实。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种基本精神，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精神，在稷下学宫体现得更为明显。

首先，经世致用精神可从稷下学宫建立、发展的目的上略见一斑。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特别是战国初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诸侯争霸，如何统治天下、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称雄诸侯，这一系列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各诸侯国面前。田齐的第三代君主齐桓公田午即位之后，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不长，面临着新生政权亟待巩固，而济世之才又十分匮乏的现实问题，加之田氏是以不正常的手段取代姜齐政权的，因而也迫切需要利用士人的喉舌，鼓吹其取代姜齐政权的合法性，以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于是，这位贤明君主便继承了齐国尊贤重士的优良传统，“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可见稷下学宫原本就是为了适应田齐统治者巩固政权、富国强兵、大造舆论、争雄称霸、养士用士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及至齐威王时期，他继承父业，招聘天下贤人，荟萃于稷下学宫，为其出谋划策，使得稷下学宫规模扩大。而齐宣王时期，群雄争霸、兼并战争已经白热化，为了实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的政治理想，也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人而尊崇之，大力发展稷下学宫，由此出现了“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风俗通义•穷通》）的盛况。可见，稷下学宫无论是创建还是发展、兴盛，都离不开田齐统治者现实政治需要的满足，由此可彰显出其浓厚的经世致用精神。

其次，经世致用精神可从稷下学者们实际扮演的角色体现出来。

不但稷下学宫的兴办与发展是适应了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且被稷下学宫吸引来的稷下学者们也大都是政治中人，他们大都不仅具有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透过文献还可看出，稷下学者们主要扮演了四种政治角色。一为谋士。一方面，作为谋士的稷下学者们为田齐统治者争雄称霸大造舆论，承担了政治智囊团的角色。如田齐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而稷下黄老之学就是适应田齐政权为取代姜氏和建立霸业进行辩护的政治需要而形成的，因而它从一开始就受到田齐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且在稷下学宫中势力强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再如在著名的王霸之辩中，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而且“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管子•霸言》）。即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并提出“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对田齐统治者称王称霸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经世色彩。另一方面，作为谋士的稷下学者还多次与齐王讨论政事，甚至参与处理齐国国家大事。如宣王曾向孟子请教齐桓晋文之事，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孟子也曾向宣王建议实行“仁政”。宣王还向尹文咨询人君之事（《孟子•梁惠王下》）。邹忌从稷下学宫走上仕途，官至齐相，并成功地实施了其法治思想。并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并通过鼓琴论政，用“鼓琴”的节奏来说明治国理民的道理，得到威王赏识，“三月而受相印”。之后，邹忌辅佐威王整饬吏治，“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在他的帮助下，威王整饬吏治，改革弊政，“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数年间，国力渐强。这即是稷下学者参与处理国事的典型一例。二为外交官。稷下学者们还在重要关头，奉齐王之命，肩负外交重任，出使别国。如“邹衍过赵而言至道”（《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再如淳于髡曾“为齐使于荆”，并在“楚大发兵加齐”时，受齐王之命“之赵请救”“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又如鲁仲连射书解聊城之围，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都足见稷下学者们能临危受命，在外交领域堪当重任。三为谏臣。学者们以不同形式讽喻君侯，甚至直面抨击和匡正国君和官吏的过失。他们说威王，谏宣王，劝闵王，规襄王，上说下教，从而使得议政都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如在“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的情势下，淳于髡说之以隐，劝喻齐威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还以隐语谏威王，使其罢“长夜之饮”（《史记•滑稽列传》）。在“齐欲伐魏”的关键时刻，他又及时以犬兔相逐，农夫得利的寓言向齐王说明出师的不利，从而阻止了齐王的一次错误行动。此外，稷下学者们还向执政大臣提出自己的政治建议。如淳于髡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稷下学者们还积极向统治者进谏。四为荐官。稷下学者们还积极向齐王举荐人才。如《说苑•臣术二》记载：“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足究，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战国策•齐策三》）；王斗督促宣王“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可见，稷下学者们在为田齐政权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上可知，稷下学者们在干世主方面都发挥了实实在在而又多样化的作用，凸显了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意识、关心时政、积极入世的精神，彰显了“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并以实际行动演绎和诠释了经世致用精神。

再次，经世致用精神可从稷下学者们参与争辩的议题及著述中折射出来。

稷下学者们虽“不治”，却纵“论国事”“喜议政事”（《新序•杂事》）。“各著书立治乱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即他们著书立说，论辩争鸣，没有空发其论，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了为田齐统治者解决现实问题而献计献策上。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也决非纯粹的学术，而是鲜明的政治。一是就稷下学者们争辩的议题来看，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如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辩、人性善恶之辩、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等。这些辩题尽管也有天地宇宙奥秘等纯学术问题，但大都将学术与政治及现实紧密相联，如王霸之辩主要是围绕如何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问题展开的辩论，就涉及到了不同政治主张的探讨阐发，人性善恶之辩争辩的是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涉及到对人世凡事的认识见解，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二是稷下学者们的著作和主张也涉及到了很多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如稷下黄老学派代表人物慎到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遗爱”（《慎子•君臣》），认为人人都要重法、守法。威王用邹忌进行改革，整饬吏治，修明法制，选贤任能，减吏省员，不扰民掠民，就是在黄老学派的指导下进行的。可见，稷下黄老之学对田齐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为齐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再如孟子的“义利之辩”“王霸之辩”“仁政”之说，以及“重民”思想，同样是鲜明的经世致用之学。荀子认为“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篇》第十二）,将法治看成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提出礼法并举的治国主张。由上可知，稷下学术的主要内容无不关注于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治国理政以达于济世安民等现实问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这同样彰显了稷下学者们“入世”“救世”情怀与担当，也无一不是经世致用精神的展现。

由以上可知，稷下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因稷下学者们勇于直面现实，讲究实际，实事求是，而闪烁出浓郁的务实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稷下学宫，经世致用精神内涵着务实精神。也可以说，务实精神是齐文化一以贯之的主要精髓之一，更是稷下文化精神的应有之义。只不过在稷下学宫，务实精神更多地是通过经世致用精神体现出来的。两者是一脉相承、相互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