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文化精神之五：科学精神
稷下研究院 郭丽
科学精神包括求真、求实、民主、创新进取、怀疑、批判、尊重规律等精神。我国传统文化中尽管没有有关“科学”的字样，但其中蕴涵的丰富科学精神毋庸置疑。齐文化中更是闪烁着科学精神。春秋时期齐太史群体和南史氏秉笔直书，誓死真实地记录历史，便是对科学精神的完美诠释。战国时期，稷下学者们同样用其言行捍卫和弘扬了科学精神。
首先，从《管子》的农学思想来看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管子》一书多被学界认为是稷下学者们的集体创作，是稷下学宫的教科书，同时因该书内容庞杂，博大精深，涉及古代哲学、经济、政治、法制、伦理、军事、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故堪称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管子》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思想，如农学思想、天文历法、医学养生思想等，其中的农学思想尤为丰富。如《管子•地员》根据土色、质地、结构、肥力等方面的性质，并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将“九州之土”分为上、中、下三等十八类，其中，每一类土壤又分为五种，共九十种土壤。其对土壤的认识是全面、系统、深刻而又符合实际的，对土壤分类和每类性状的描述比《尚书•禹贡》更为细致。此外，《管子》中还有关于不同土地、不同地势地下水泉埋藏深度的记载。这些具体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对于各地区地下水位高低的具体数字，只有在长期的观察实践中，才写得出来。其基于长期研究与实践基础上的对土壤专业、细致的描述，正是求真、求实科学精神的折射。
其次，从《管子》的水利学思想来看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齐国濒临大海，湖泊、河流很多，因此，齐国把水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并重视对境内水文的开发利用。《管子》一书蕴含着丰富的水力学思想。其中的度地篇就是论述治水的文章。在该篇中，管子一是认识到了治水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二是还就如何防治水灾、如何修建水利工程等问题进行论述。如提出都城建设要充分考虑水利因素。“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意即圣人选定建设都城的地方，一定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依山，左右有河流或湖泽提供水源。并建议在城内修筑与河流连通的沟渠网络。还认为城郭之外须考虑设置防洪堤、排水沟等设施，确保城市防洪体系牢不可破。三是还专门论述了农业灌溉，认为引水灌溉要顺应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认为“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即沿着水流方向修建堤坝，而且要修成底大口小的梯形。对于兴修水利的季节，《管子·度地》在分析比较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优劣之后，“当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春季动工非常符合阴阳五行之道，因此，春季是修建堤坝的最好季节。可见，《管子》中无论是对于水质、水性和水系的论述，还是依据水性开发水利和防治水害等的论述，都蕴含着极其可贵的科学价值，更体现了顺乎自然规律和按季节行事的先进理念，同样折射出科学精神。
再次，从《管子》的植物学思想来看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管子》还蕴含有丰富的植物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中的《地员》篇中。如该篇记载了植被分布的垂直地带性特点，即揭示出从山麓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升高，植被类型依次交替变化。再如该篇还论述了渎田上五种土壤——息土、赤垆、黄唐、斥埴、黑埴各自所适宜种植的农作物、所适宜生长的野生植物、水泉的深度以及当地居民的相应体征，同时论述了阳光、土壤、动物等生态因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陵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 “其阴则生之楂藜，其阳则安树之五麻。”这些思想与现代生态学是相一致的。总之，《管子》中的植物学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曾说：“经过对大量书籍的查阅考证，可以说，我们能够提出生态学、植物地理学和土壤学都诞生于东亚文化，而从《管子》一书着手探讨是合适的，这是流传至今的所有古代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典籍中最引人人胜的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植物学卷》）我国著名科学家卢嘉锡甚至称《管子·地员》为“最早的生态地植物学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
第四，从《管子》的矿藏学思想来看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我国古代就有较系统的探矿理论。这在《管子·地数》中就能得到鲜明体现。古人把《管子·地数篇》称作“管子六条”，即山上有赭，其下有铁；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铜金；山上有铅，其下有银；山上有丹砂，其下有黄金；山上有陵石，其下有铅、锡、赤铜；山上有银，其下有丹。“管子六条”分组说明了铁、铜、锡、铅、金、银、汞等七种金属矿产存在的上下关系，总结了一些矿床中矿物的分布规律，指出可以根据矿苗和矿物的共生关系来寻找矿床。其中蕴含了“就矿找矿”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无疑是古人矿产开发实践经验的总结，非常符合实际矿产开发实际，且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近些年来，“就矿找矿”指导方针和找矿方法在国内外均被广泛应用，这些都反映出《管子·地数》矿藏学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也同样体现出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第五，从《管子》的医学养生思想来看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管子》还蕴涵了丰富的医学养生智慧。其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等四篇将“精气”看作是构成万物的本原，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系统的“精气说”。不仅如此，《管子》还从“天人合一”以及顺应自然的角度来讲养生之道，并提出了很多可操作的养生方法。一是顺四时，适寒暑。《管子·幼官》要求君王按照四时变化，改变自己所穿衣服的颜色、所食之味、所听之声、所治之气、所用之数、所饮之井、所用之火，包含了顺应四时变化的养生思想。《管子·形势解》强调养生要顺应四时的变化，要根据四时的变化起居。二是时起居，节饮食。“凡食大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管子·内业》）“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管子·形势解》）三是节情欲，求平正。《管子·内业》中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要求“老则忘虑”，并认为“老不忘虑，困乃遬竭。”（《管子·内业》）上述思想和我国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的不少养生思想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时至今日，《管子》对于养生益寿之道的精辟透彻论述，亦多有可资借鉴之处。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思想绝不是坐在书斋里主观臆想出来的，而应是基于广泛调研和大量实践基础上的智慧凝结，而这些无一不是以求真、求实、严谨、专业为特征的科学精神的闪烁。
第六，从稷下先生的质疑精神来看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还可从稷下先生的质疑精神得到体现。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人、有名的稷下先生。他提出了天下分为“大九州”的地理学说，推测和想象了九州的方位。此说尽管显得“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且邹衍本人也并未走出过中国，但其推测与想象却与今人熟知的这个世界基本吻合，这反映出其鲜明的质疑精神。从研究方法来看，邹衍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从小推大，由近推远，凭借严谨的推理和大胆的想象，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九州说”。同样也折射出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而这同样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另外，从总体上看，稷下学者们的著述也大都十分注重学术性，讲究学理。无论是儿说的“白马非马”论，还是慎到的“无为而治”说，抑或是荀子的“天行有常”等思想，都体现出注重学术性，注重思辨，具有叛逆性和怀疑性的特点，而这同样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第七，从稷下先生的论辩之风来看稷下文化的科学精神。
一是从其开展论辩争鸣的态度来看，由于稷下学者所属的学派不同，各有各的思想体系，加之稷下学者的政治倾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存在差异，因而自然就形成了竞长论短、争辩不已的局面。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之间、师生之间在展开论辩时，往往不计年龄大小、地位尊卑与水平高下，而时遵从了不盲从，不卑不亢，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批判，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提倡学术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二是从其“不治而议论”的态度来看，田齐统治者让稷下学者们“不治而议论”，“议论”具体地表现为“言治乱”“议政事”“论国事”，更多地带有批评之意。极为难得的是，稷下学者们在“议论”时，也大都敢于藐视王公大臣，敢于针贬时弊，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对齐王的政治活动进行理性分析和批判，并帮助其做出恰当决策。如在士人颜斶与齐宣王之间“王者贵，还是士贵”的尖锐辩论中，颜斶始终表现出不畏权势、不趋炎附势、睥睨王侯的风骨，就是一个绝好例证。而稷下学者们所表现出的“从道不从君”的风骨、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敢于自主创造的精神，无不铭刻着科学精神的印记。
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现象，稷下学宫为历代学者所关注，至今仍言说不尽。尤其是稷下文化精神，不但是齐文化精神的折射，而且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中，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研究、阐释、弘扬稷下文化，深入挖掘、阐释其精神特质及时代价值，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